数字政府绩效评估是监测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和存在不足、明确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抓手。从全国范围来看，众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数字政府某个方面开展评估，各类评估报告纷纷出炉，却无法从整体上反映数字政府发展样貌。文章介绍了国外数字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历史，系统梳理了我国数字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历史，归纳总结了我国数字政府绩效评估实践过程中的三种典型模式及其特点：第三方评价模式注重客观准确、目标分解模式注重目标达成、价值分析模式注重公共价值。针对当前数字政府绩效评估中面临的绩效评估制度规范相对匮乏、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有待改进、绩效评估结果利用有失妥当等现实困境，给出了相应的策略与建议。
当前，新一代科技革命对人类文明带来根本性变革并重塑全球治理体系，利用数字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变成全球各国的普遍选择。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方法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隐私信息”，标志着数字政府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事实上，数字政府在国内的发展并不是从无到有的新生事物，而是站在中国电子政务40年发展基础上的再创新、再出发、再升级。数字政府作为新时期政府运行的新形态，需要有效继承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所取得的既有历史成果，处理好增量与存量的关系，全局谋划，统筹布局，以确保数字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取得更大实效。绩效评估是引导数字政府建设方向保持在正确轨道的有效手段。数字政府绩效评估是指根据数字政府发展状况，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遵循统一的指标体系，比较分析数字政府建设的投入、产出及效益而做出客观、公正和准确的评价。2021年正值“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多份文件对数字政府建设作出部署。在系统性大规模推动数字政府发展之际，有必要深入研究国内外数字政府绩效评估发展脉络，多层次、多维度、多视角剖析数字政府绩效评估瓶颈和推进策略，确保数字政府在推进过程中切实发挥简化行政程序、提高执政能力和民主化程度的积极作用。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对数字政府绩效评估开展系统性、深入性、前瞻性研究显得很必要。一方面，数字政府改革，既是推动数字政府发展的深层次需求，也是诱发矛盾和冲突的不安全因素。因此，需要开展数字政府绩效评估，了解数字政府发展动向，捕捉改革带来的必要震荡，以便“对症下药”，采取适当的数字政府发展策略，消弭数字政府变革中的不稳定因子，带动数字政府在变革中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政府绩效评估不仅是检验数字政府发展水平的有效方式，更是引导数字政府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有力工具。通过测度数字政府的状态、效率、效果、成本，及时有效地发现实施偏差，可为引导数字政府更好地发展提供有力依据。同时，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有利于站在国际视角，找差距，觅良策，促发展，提升数字政府国际竞争力。
当前，针对数字政府绩效评估的系统性研究不多，大多仅聚焦在某个方面。张丽等人以公共价值为核心提出了我国数字政府评估维度，但与国内数字政府发展语境联系不紧密。杨鹏飞、高尚省等人针对数字政府网络安全建立了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以促进数字政府网络安全防护水平提升，但是仅考虑网络安全，无法全面反映数字政府发展整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总结中外数字政府绩效评估研究成果，认清我国数字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的不足，提出应对策略，对充分的发挥数字政府绩效评估的“标尺”作用，推动数字政府良性发展具备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数字政府绩效评估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伴随着数字政府发展进程慢慢地发展起来的，涉及数字政府建设的方方面面。最早的数字政府绩效评估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其发展过程大概能分为萌芽、起步、发展三个阶段。
美国是全球最早以绩效评估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国家，数字政府评估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和现实考量，这不仅仅是传统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自然延伸，更是理论发展和实践需要交相呼应的产物。从理论上讲，数字政府与政府绩效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针对“政府失灵”这一现象，实行了以政府再造和改善管理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到数字政府治理之中，并利用信息技术建设开放的服务型政府，意在发挥信息技术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提高行政效率方面的独特作用，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可谓数字政府评估的理论缘起。事实上，“提高政府绩效”是美国提出“电子政府战略”的本意。
1993年，美国创立了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并发布了《用信息技术改造政府》，首次提出建立“电子政府”（Electronic Government），并提出利用信息技术克服公共管理服务中的若干缺陷。1994年，美国审计总署对美国1982年以来实施的数字政府项目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大量项目是无效的，仅有个别州达到了总统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制定的标准。对此，总统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委托“项目攻坚组”对数字政府建设不理想的原因开展调查，并认为绩效评估制度缺失是关键诱因。可见，用数字政府推动政府改革的前提，就是做好数字政府绩效评估。
美国第一个开展了电子政府绩效评估，经过多年的发展建立了基于“绩效参考模型（Performance Reference Model，简称PRM）”的评估框架，相关文件和法律的发布为电子政府绩效评估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1993年，美国国家绩效管理委员会发布《创建经济高效的政府》，描述了电子政府的发展前景，以及可能给政府与社会带来的全新改变，奠定了电子政府在绩效评估标准方面的参考依据。
1994年，美国国家信息技术小组发布了《政府信息技术服务前景》，报告以用户为核心进行详细阐述，将快捷高效作为电子政府的发展目标，并为数字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提供指导方针。
2001年，美国发布的《总统管理备忘录》中指出，想要将电子政府建设绩效进一步提高，就需要建设以绩效为指导、以公众为核心的友好政府。在数字政府绩效评估演进过程中，美国总统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自2000年开始，总统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从资金申请、法律法规、年度发展报告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美国电子政府发展指导政策。
2002年，总统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构建的“联邦政府电子政府架构”中，设计了绩效、业务、服务组件、数据、技术五大参考模型。其中，绩效参考模型处于顶层，是最重要的模型，由人力资本、技术及其他固定资本、业务流程及活动、任务和业务结果、用户结果六个评估领域构成，涉及投入、产出、结果三个方面，是当时美国电子政府绩效评估的参考标准和基本依据。
2003年，美国绩效学会发布《建立基于绩效的电子政府》，宣布正式开始实施电子政府绩效评估。自此，美国数字政府绩效评估逐步走上正轨。
2007年，总统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之前的基础之上又建立了一套新的数字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主要包括参与度、使用度和公众满意度三个指标，总统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采用将所收集、整合的数据作为评估绩效基准的方法，将得出的绩效评估结果向公众和各部门公布。
自2002年以来，国际社会对数字政府评估的关注日趋攀升，其他发达国家对数字政府绩效评估亦愈加重视，推动数字政府评估理论发展日渐特色化。
自2001年以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作为世界上最权威的电子政务研究评估组织，重点针对可持续发展2030计划目标，开展两年一期的电子政务发展进程调查，调查范围涵盖全球190多个成员，迄今共计发布报告十份，调查报告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参考。该报告使用联合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作为综合指标，监测各成员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情况，并衡量国家机构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提供公共服务的准备程度和能力，有助于公务员、研究者以及社团组织和企业代表更深入地了解一个国家利用电子政务提供公共服务的国际水平。
联合国历年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数字政府发展指数从2018年的0.6811提高到2020年的0.7948，排名比2018年提升了20位，取得历史新高，达到全球电子政务发展“非常高”的水平（参见图1）。
其中，作为衡量国家电子政务发展水平核心指标的在线，指数排名大幅提升至全球第9位，与我国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大力推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决心与行动密不可分。
2021年6月，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印发了《数字政府能力评估：地方和国家政府能力发展手册》，从领导力、行动战略、治理方式、法律、技术、数字技能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评估框架，指导不同国家或地区了解自身数字政府建设能力和不足，对各国开展数字政府评估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1999年，欧盟出台信息社会战略“e Europe 2002”，该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开展战略评估检查，而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评估是信息社会战略绩效评估的重要部分。因此，从2001年10月开始，欧盟委托第三方公司凯捷（Capgimini）组织实施电子政府绩效评估项目，至今举办了12届，但并未制定统一的量化评价指标和测度方法，评估数据除来自政府网站外，还对个人、企业等不同对象展开调研。报告特设“国家亮点”章节，对每个国家总体得分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并重点介绍各国典型案例的成功经验，以此引领欧洲电子政务整体发展。自2010年以来，评估政策依据演变为《欧洲2020战略》《欧洲数字议程》《欧洲2011-2015年电子政务管理行动计划》。2021年，欧盟发布了《2030数字指南针：数字十年的欧洲方式》，对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公共服务等提出新目标，即到2030年，尝试实现公共服务100%在线，所有医疗记录实现在线%的公民使用数字身份证，这些新目标必将为欧洲数字政府评估提供新的政策依据。
2002年，加拿大财政部与埃森哲合作开发了一个基于成果的评价系统，其中包括11项指标，如便利性、可访问性、可信度、服务成熟度、用户接受度和服务转换等。2003年，该评价体系被联合国列为全球电子政务绩效评价的典范。从评价指标可以看出，加拿大主要注重提高用户满意度和政府服务质量。此外，他们还认为，不仅需要评估网站服务的可用性，还需要评估公共利益的促进和公民价值的提高。2019年，加拿大发布《建设创新型国家》《数字化运营战略规划：2018-2022年》报告，对政府数字化转型作出战略部署，为加拿大数字政府评估提供了新导向。
印度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其发达的IT产业相差甚远，严重影响了该国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效率提高。为此，印度政府委托其国内相关研究机构设计并制定“电子政务评估框架”（E-Governance Assessment Frameworks，EAF），并将其应用于各级电子政务系统的绩效评估。该框架根据属性将电子政务分为四类，分别为城市政府对公民、农村政府对公民、政府对企业和政府对政府，并根据投资规模和功能不同，划分为大、中、小三种评估对象，在总评、细评的基础上测算得分，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预算拨付。该模型提出了定量评估的指标和方法，这些指标和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的电子政务投资效率低下以及项目评价不够客观等问题具有参考作用。
自21世纪以来，随着不同国家在数字政府绩效评估方面推行的各种政策与实践，一些知名国际组织或机构内也随之开始了有关数字政府的绩效评估。除了联合国外，还有布朗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为代表的全球性数字政府评估。布朗大学自2001年起从信息获取、服务传递、公共接入等方面，对世界近200个国家的1000个政府网站进行评估并发布研究报告；自2005年以来，早稻田大学评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数字政府发展状况，两者均在国际数字政府研究领域拥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除了上述机构外，还有世界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TNS公司、Gartner公司等机构也开展了数字政府绩效评估研究，这些国际机构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数字政府绩效评估理论和指标体系。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但对其绩效评估的理论研究却起步相对较晚，以数字政府评估相关理论文章为研究对象，可以有效分析我国数字政府评估理论的发展脉络。
1999年，我国启动建设政府上网工程。随着政府网站的建设推进，理论界开始关注政府网站研究，如汪旭、王嵘等学者提出“政府上网”是21世纪不可阻挡的浪潮。直到2000年，有学者开始专门探讨有关政府网站绩效评估问题，我国第一篇相关研究文献来自国内学者施玉良于2000年6月发表的《试论政府网站的规划、管理与评估》，他在文中提出应收集与政府网站建设有关的数据资料以便用于评估网站，还提到应尽快建立政府网站评估指标体系，在设计时应侧重于四个方面——多、快、好、省，并认为只有不断进行政府网站管理、维护和评估，才能逐步实现政府网站的发展目标，并为我国信息产业和国民经济信息化加速发展作出贡献。随后两三年内，国内学者姚睿、汪玉凯等人也同样针对政府网站评估进行了研究。其中，汪玉凯通过分析国外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现状，着重分析了当前我国政府网站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发展不平衡、政府门户网站的总体规划不明晰、组织效率不高等，相当多的政府门户网站有名无实。
政府门户网站是传递政府数据资源的主要渠道，广泛应用于各级政府向社会公众开放政府信息。根据CNNIC发布的第1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7月，以尾注册的英文域名总数已达9328个，占.cn下注册域名数的3.7%。这一时期，一些研究机构开始参与电子政务评估体系研究，意欲设计一套系统有效、符合中国实际发展需求的电子政务评估方案，输出一系列实用性强、可操作性高的电子政务研究报告，用以指导电子政务发展。
2002年，广州时代财富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电子政务研究报告》中根据四个关键指标评估了196个政府门户网站，包括政府机构基本信息、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及服务项目、政府线上业务功能和电子政务应用四个方面，评估结果表明，当时中国政府电子化程度为22.6%。
同年8月，北京时代计世资讯有限公司发布了《2002年中国城市电子政务网站评估研究报告》，报告根据36个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政府网站质量评比结果得出：当时我国电子政务仍处于启蒙期，各地政府发展不均衡现象显著。
同年11月，互联网实验室发布《中国电子政务战略研究报告》，构建了电子政务评估的详细规划，阐述了怎样实现各级政府电子政务战略目标、现有资源、外部环境、达成目标所需手段的定量评测，为政府制定政府端评估战略、定量评测电子政务应用效果提供帮助。
同年12月，电子政务思想库网站推出了《全国十大城市政府网站的初步调查和比较》，开展了对政府网站的初步评估研究。
2003年2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顾问）发布了《2002-2003年中国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提出了基于内容服务的政府网站评价方法。
同年6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地级市电子政务研究》，该报告的评估数据来源涵盖了我国所有地级市政府网站，并根据十项关键指标进行评分，该指标体系包括信息获取、信息使用指南、线上办公、互动性、关联情况、时效性等。
从2005年开始，理论界以电子政务绩效评估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呈现迅猛增长态势，且研究视角更加多元、研究内容更加深入、研究方法更加丰富。
古雯站在国内外两个视角对电子政务评估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我国电子政务已经进入了全面规划、网络集成、数据集中和应用交互的发展时期。在这个阶段，业务需求驱动取代了过去技术驱动的优先地位。张成福等在对国际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产出、结果、影响三个方面提出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的不同模式，并指出我国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应该更突出服务和民生，要以实证研究方法开展评估，在滚动评估中循环推进电子政务发展。张昕锐从政府绩效管理的视角，倡导建立电子政务评估制度，以期推动电子政务评估应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
随着政府网站评估的学术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研究方法更加体现在数据和模型上。2006年，詹钟炜等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建立了政府网站评估模型，评估了全国28个省市政府网站，并指出应将电子政务活动和建设环境相关联，可以更客观地评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电子政务项目的投入产出效率。2011年，郭亚光等使用联网分析处理技术来建立用于政府网站评估的数据立方体，对政府网站评估数据进行立体多变量分析。2014年，汤志伟等基于信息行为模型和信息构建理论，提出了公众与政府网站的交互模型，为政府网站提高用户使用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自2014年以来，随着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关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的研究主题不断细化深入，逐步涌现出“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府数据开放、政务新媒体、数字政府等细分领域研究成果。自2014年至2016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连续三年发布《中国城市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调查报告》，以基础准备、线上服务、电子介入、新技术和新应用等作为评分指标，对中国大多数城市电子政务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评估分析，为各地电子政务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在国务院大力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号召下，一部分专家对“互联网+政务服务”评测进行了深入探究。2015年10月，李鑫发表的《“互联网+政务”背景下电子政务绩效评估体系研究》是国内第一篇有关“互联网+政务”绩效评估的文章，指出当时政府网站正向着“在线”进行转变，更加注重“用户体验”。杨慧等指出，“互联网+政务”背景下政务公开的绩效评估要体现系统规划、科学施策、先进合法、实践可操作、兼具互动等基本要求，当前背景下创新政务公开绩效评估路径，需要做到增强绩效评估的深度、拓展绩效评估的广度以及提升绩效评估的效度，且推进评估主体间的协调是确保“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有效性的基本原则之一。张锐昕等指出“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最终目标，“信息共享”是基本条件，“信息共享”的完成度决定了“政务服务+互联网”的绩效和质量。若要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必须加强评价和问责体系建设。
2016年12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布了《2016年中国“互联网+政务服务”调查评估报告》，该报告评估对象包括政务服务网、政务服务中心以及政府门户网站，从事项清单目录化、服务功能网络化、服务资源标准化、便捷服务实用性、服务渠道便捷性等五个维度对省市级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进行评价，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2021年，业界对数字政府评估的关注开始转向移动政务服务，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首次发布中国“掌上好办”指数和《中国省级移动政务服务报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软件评测中心）紧随其后发布《省级移动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两家单位从不同方面开展了移动政务服务评估，评估结果各有千秋，标志着我国学界对移动政务服务评估的热切关注。
随着政府数据开放的逐步推进，对政府数据开放评价的研究越来越热门。2015年，夏义堃通过比较和分析国际组织评估公共政府数据的方法，得出政府公共数据评估应注意方法的总体优化，评估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可靠性、时效性、准确性，以提升评估的科学性、有效性、合理性。自2017以来，郑磊等从“基础”“平台”“数据”“使用”和“效果”5个维度，提出了政府数据开放评估的框架、指标和方法，以“中国开放数林指数”对政府数据开放进行跟踪性研究，目前已发布10份开放数据报告，为政府数据开放提供参考和指引。
近年来，政务新媒体渠道呈多样化发展，除政府网站外，政务微信、政务微博等移动端渠道快速发展，但对政务新媒体评估研究的成果并不多。2017年，国内学者第一次提出有关政务新媒体的绩效评估研究。姚鹏对政务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政务新媒体的运营现状和传播机制进行了分析，挑选了26个中央部委的官方网站、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作为案例，采用数据挖掘与定性评估相结合的方法，得出各类政务新媒体的绩效分数，发现商务部、国资委、教育部表现优良。通过对绩效优异的商务部网站、教育部和国资委的官方微博及微信平台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政务新媒体绩效优化框架，并指出政府网站应提升搜索功能构建一体化、智能化在线服务，政务微博和微信应大力提升数字内容质量，以联盟化、矩阵式规划进一步提高政府新媒体的影响力、沟通力和引导力。
2019年，我国首次提出数字政府战略，关于数字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于2020年才提出，少量学术论文从不同方面对数字政府评估进行了一定研究。此外，研究机构也开始从不同角度开展数字政府评估研究。
2020年10月，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发布《2020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从组织建设、体系优化、能力提升、效果评价等不同方面，对中国31个省和101个大中城市的数字政府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并从发展梯度、指标类别、空间分布、相关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解读。两个月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对数字政府能力进行评估并发布了《2020年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报告》，提出各级政府和服务部门应充分注重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探索与实践，认识其在创新政府治理模式、改善行政管理和服务效率的重要程度，提高政府美誉度、执行力和公信力。
从实践来看，我国数字政府绩效评估工作起始于2002年，缘起于政府上网工程的大规模推动，但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不同阶段评估对象、评估方法等皆有所变化，从国家层面尚未开展过整体性评估，仅有局部地方进行探索性尝试，大多评估只是聚焦在某个领域展开。
政府门户网站作为政府向社会开放信息的重要窗口，是电子政务建设的首要着力点。因此，如何实现政府网站的评估强化，设计科学有效的测评方案并解决政府网站不断涌现的问题，是建设完善中国电子政务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难题。2002年初，一篇名为《中国政府网站的真相——写在〈中国城市政府网站评估报告〉发布之际》的文章横空出世，分析得出电子政务建设存在瓶颈，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引发了国内对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研究实践的热潮。
2005年，学界普遍称其为“我国政府网站发展元年”，标志着我国各级政府网站建设进入起步和蓬勃发展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06年年初，现在被称为“国网”的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放，填补了中国政府网站层级体系中的最高级别空白，成为中国电子政务建设中的标志性事件，极大程度上激励各地各部门发展和改革政府网站，推动政府网站层级体系加快建设进程。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交通部等很多部委积极响应国家制定的政策要求，改进完善政府网站。
2005年，受原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国信办）委托，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顾问）和中国信息化绩效评估中心（北京化工大学）展开行动并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份政府网站评估报告——《2005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我国政府网站建设的引导，原国信办连续四年对全国政府网站进行调查评估，客观分析政府网站发展动态，为加快政府网站建设提供助力。在评估报告发布后，理论界以电子政务绩效评估为主题的研究才呈现迅猛式增长。评估有利于加强引导，明确定位，统一认识，成为促进我国政府网站的实施落地的有效途径。
自2007年以来，政府网站逐步向“信息公开、在线办事和公众参与”三大功能定位转变，特别是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后，三大定位更加明显。2008年，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的第七届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显示，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指导下，建立规范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网站从2007年的90家增长为2008年的500家，评估报告提出应积极推进政府网站建设与政府业务的有机结合，提高政府网站的实用性，增强政府网站互动渠道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00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政府网站发展评估核心指标体系（试行）》，并委托相关单位从网站规划、版面布置、色彩搭配、用户访问、网民使用、搜索引擎、信息传播、社会舆情等多维度考察全国政府网站建设与发展情况，形成了中国政府网站互联网影响力指数的测评结果。
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的通知》（〔2015〕15号），要求对全国政府网站进行普查，其中信息发布、互动交流、便民服务水平为调查的三大重点。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向各地方部门发出通知，印发了《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和《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着重指出每半年监测一次政府服务和政务新媒体的发展和运作情况，对每年的相关监督工作进行评估，并将抽查与评估结果予以公布。目前看，政府网站基本形成了由国家指导抽查、各单位自行检查、研究机构辅助提升的多元化互促发展的评估格局。
多年来，电子政务工程项目始终都是政府工作重点，累计投入了规模极其庞大的财力、人力、物力，建成了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信息系统，有效支撑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当然，数千亿元投入的巨额花销能否取得等额甚至超额的项目成果，仍是政府和社会公众重点关注的问题。因此，开展工程项目绩效评估成为检验项目成效的重要方式，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评估仍仅存于学界探索研究和局部实践，缺乏全国统一的绩效评估指标、认定标准和管理方法。
为制定电子政务工程项目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规划管理的方法，提高工程项目的实施效率，增强政府投资决策能力，201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编办、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电子政务工程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意见》（发改高技〔2015〕200号），侧重于评估电子政务项目建成后的建设目标、项目建设的完整性和功能实施效果，发布了项目绩效评估指标和报告说明，确保电子政务工程项目绩效评估工作的标准化、合理性和有效性。
2012年，我国首次提出“互联网+”理念；2015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自2017年以来，为了进一步促进网上政务服务能力的提升，国办电子政务办委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对32个省级政府进行年度能力评估，2019年评估对象增加了15个副省级城市，2020年突出政务服务“好差评”实施情况，2021年强调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目前共发布5次报告，对提高全国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起到了很大的助力作用。根据联合国2020年发布的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在线政务服务能力全球排名位居第九，取得了巨大突破。
自2019年以来，我国多地探索数字政府建设，并取得了积极进展，在国家层面尚未开展数字政府评估，仅有少量学者对数字政府评估进行研究，但前期积累为数字政府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世界范围内，数字政府绩效评估尚未形成公认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特别是在国情不同、地区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不同评估模式的效果也不同，且不同环境下评估的导向不同，很难形成统一的理论模式。
基于第三方评价的数字政府绩效评估模式，是在政府主导下，以定量评估为主构建评估指标体系，由第三方机构承担评估工作的评估模式。在数字政府绩效评估过程中，最重要并且最先完成的就是评估主体的选择，原因在于目前数字政府绩效评估在我国国情下是较为敏感的工作，绩效评估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权威性且能够影响被评估者行为向评估主体期望的方向调整，这对评估工作顺利开展、评估结果应用及跟踪改进至关重要。目前，数字政府发达国家，多选择第三方机构评估，且许多第三方机构非常成熟，如埃森哲公司的“满意度”评估体系和布朗大学的综合评估体系，而我国的第三方机构评估起步较晚。
数字政府绩效评估还需要建立一套定量的指标体系。首先，需要在政府主导下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指标体系的设计；其次，评估方通过观察法、调查问卷法、访问法等多种方式获得一手或二手内部数据，并搜集调查获取公众满意度、影响系数等外部数据；最后，将整合处理后的数据，按照评估机构设计的指标体系进行测算评估，从而形成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结果。采取第三方评价模式，能够使评估体系的操作性更强、更客观、更实用，从而更准确地评价数字政府建设绩效，很好地促进数字政府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分解模式是指对复杂问题进行逐级分解目标、围绕各级目标制订具体指标的一种数字政府绩效评估模式，该模式以政务和公众目标为导向，体现了数字政府的职能性和社会性。运用目标分解模型构建绩效模型，首先要明确数字政府绩效评估的总体目标，即规范数字政府建设，促进政府管理和服务。根据目标将数字政府绩效管理体系分解为目标体系、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指标体系四个部分，再根据内容关联构建内容分解三层模型，自上而下依次为目标层、对象层和指标层，同一层的许多因素在内容或逻辑上都从属于上层因素，同时又支配着下层因素。在制定好详细的评估指标后，再根据不同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并赋予不同权值，这样就可以反映不同的评估侧重点，并形成权值分配动态调整机制，实时对环境变化作出应变。此后，根据评估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建立长效发展机制。通过采用目标分解模式，可以有效达成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目标，各类因素被包含在相互关联的有序层次结构中，达成较为良好的条理化效果。在该模式下，基于对待决策问题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联的深度剖析，使用少量的定量信息量化，可以克服其他实践模式中对高度抽象、社会性强的内容评估时选择对象模糊的问题。同时，如果选择的要素不合理或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正确，会降低评估结果的质量，影响最终决策。
价值分析模式是指以公众感知价值为导向的数字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其中公众感知价值包含三个维度：数字政府产品感知价值维度、公众成本维度以及公众价值需求维度。
具体而言，数字政府产品感知价值是政府通过其门户网站向公众提供产品和服务，公众对此的感知程度，是对数字政府服务效益的全面考察。参照目前国际上对服务质量的衡量表，主要从有形性、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和移情性五类指标来评价数字政府的产品感知价值。
数字政府公众成本是指公众为使用数字政府服务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时空上包括使用前成本和过程中成本两种，包括资金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体力成本，通常可大致分为货币成本和服务成本。
数字政府公众价值需求是指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公共服务模式无法满足公众需求或满足公众需求的成本过高，公众需要政府提供数字化方式来满足其要求的一种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公众对获取新型公共服务的要求和欲望，其广度结构分为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和服务质量三部分，深度结构分为基本需求、扩展需求和潜在需求三类。
通过对数字政府产品感知价值、公众成本以及公众价值需求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估，构建出一个以公众感知价值取向为导向的数字政府绩效评估模式。价值分析模式通过有机结合三个部分，并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确定评估模式的核心取向，即以公众为中心。
该模式与现在针对数字政府绩效评估所采用的满意度或其他评价模式相比更为合理且全面，对我国数字政府评估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回望数字政府绩效评估走过的理论实践之路，并与国外领先做法相对比，可以发现我国数字政府绩效评估有一些需要规避的问题尚待解决。
我国的数字政府建设起步较晚，尚处于初级起步阶段，还有很多相关政策、制度和标准等方面的空白或漏洞需要弥补，尤其是数字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有待完善。从表面上看，目前我国数字政府绩效评估工作广泛开展成效明显，呈现一片大好局势；但从实质上看，有的绩效评估工作缺乏科学性、先进性、互动性、规范性和实践有效性，缺乏绩效评估工作质量管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查后发现，我国数字政府绩效评估相关制度体系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快，国家层面数字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缺失，有的数字政府评估在时效性、详尽程度、可操作性等方面存在欠缺，甚至出现评估政策体系完全空白的现象，造成评估主体在开展数字政府绩效评估时无法规避不规范行为。绩效评估无章可循，便会产生一些自发的、无序的评估行为，使得评估沦为某些机构打造业界影响力的手段，评估结果对数字政府建设的积极影响有限，由此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相对统一的指标体系，由于评价在指标、内容和问题等方面进展不平衡，进而直接影响评价结果。
第一，评估指标有待完善。对数字政府进行绩效评估的前提是必须设计评价指标，给出各项指标下数字政府的得分数值，在某一权重分配模式下测算数字政府绩效水平。因此，完备的、具有可操作性、弹性强的评估指标对绩效评估能否成功至关重要，只有评估指标足够全面，才能保证绩效评估结果的全面和科学有效。然而，我国目前评价指标设计仍存在一定缺陷，尚需大规模完善。比如，在设计指标时，很少有机构能够完全遵循绩效指标选择、绩效指标确定和权重设计三个步骤。并且，大部分机构侧重选择定性指标而忽视定量指标，严重影响评估指标可操作性和反馈结果有效性。
第二，评估内容较为匮乏。目前，大家对数字政府绩效评估的认识，大多仅停留在政府网站、开放数据、网上政务服务等单一领域，评估内容不全面。评估机构往往青睐排名机制作为评估结果反馈，通过大力宣传排名前列的几个优秀案例来号召学习。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将激励各地加快发展完善数字政府，促进数字政府更优化。然而，只通过对政府网站的排名来察看绩效评估结果，将可能使排名成为噱头，导致公众误解绩效评估就是不同领域的排名。如对网站的评估与对数字政府绩效的评估不同，网站虽然是数字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全国范围内来看，部分地方政府显然已经迈进了这个误区，过度重视网站评估，要么只集中推进政府网站建设，要么把绩效评估重点放在数字政府应用系统硬软件配置、系统架构上，严重忽视了对发展潜能、公众满意度、公众参与度及政府服务意识等方面内容的评估。在此类误区的引导下，绩效评估丧失了预期考察引导作用，评估只针对前一阶段工作进行总结，并不具备全面考察数字政府发展水平的作用，无法真实测评数字政府建设的前瞻性。从全局来看，单一领域并不能客观全面展现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当排名成为“花架子”，容易滋生“表面工程”，误导政府数字化发展。
第三，评估主体比较单一。在国外（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除政府外，第三方评估机构在绩效评估中也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第三方组织在评估过程中较为中立，可以将最真实、最客观的评估数据公布于公众面前。然而，我国第三方机构很少有机会参与数字政府绩效评估。政府作为唯一评估者的模式充满了集中和封闭。另外，目前数字政府绩效评估主要方式包括两种，一是上级对下级评估，二是单位自我评估，深受知识、技术、制度短缺所困扰。无论是哪种方式进行评估都容易造成评估结果失真，容易滋生垄断现象，从而违背了绩效评估工作科学、公正、有效的基本原则，难以满足政府和社会公众对评估工作的预期。
我国很多地方、部门对绩效评估还不具备比较明确的评估认知，没有意识到数字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以往工作的总结，更在于发现自身发展运行过程中的优点和缺点，查漏补缺，扩大优势，以便更好地完成后续工作。而当前业界普遍认为，评估结果只是作为批评或者表扬的依据，对改善促进具体工作的指导作用需要进一步提升。绩效评估结果所表现的战略引导功能并未充分发挥，这是进行绩效评估时经常出现的问题。
影响数字政府绩效评估效果的主要因素是指标体系的设计。目前，国内涌现出的各种指标体系普遍倾向理论上的逻辑性而非实践中的引导性，不同研究机构各执一词，研究结果大相径庭，造成评估结果的指导性不强，对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改进、促进作用较弱。
为充分发挥绩效评估对数字政府建设的推动作用，有必要进一步引导数字政府绩效评估健康发展，促使我国数字政府绩效评估之路更加规范、科学、有序。
政府部门的工作开展都是建立在制度规章允许的前提下，数字政府绩效评估也必须如此。中央政府要加强对数字政府制度规范的建设，强化对绩效评估的规范管理，以示对绩效评估的重视和引导。各级政府应积极探索符合地方实际发展状况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绩效评估制度体系，严格按照中央印发的通知、指令，适当参考国内外优秀数字政府案例，吸收经验，统一认识，保证数字政府绩效评估合规合法、有章可循。此外，制度体系应该是动态变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要时刻对标社会发展新需要新局势，及时更新完善制度标准。
在进行数字政府绩效评估时，根据社会公众对数字政府治理的实际和潜在需求，关注数字化、智能化和场景化，设计时考虑增加反映公众需求的评估指标，如公众对项目的满意度等。指标还应包括多层面的标准，如政策出台的频率、规章制度的完整性和监督程度，以满足必要的科学和完整原则。同时，坚持评估指标完整性原则，注重定量指标在总体中所占比例，增加更多的定量指标而非定性指标，利用定量信息增强考评机制的科学务实性。最后，考虑设立绩效评估经济指标的同时，也要关注社会和公正指标，否则就会陷入只追求效率而不考虑后果的窘境。
针对我国部分主体混淆网站评估与数字政府评估的问题，建议拓展丰富绩效评估内容。首先，要统一观念，政府人员应系统学习数字政府知识，提高个人对数字政府的认识。其次，保障评估内容多样性，将评估内容拓展至数字政府服务潜能、服务意识、社会参与度、公众满意度、投入产出比等多个角度，多层次、多维度地开展数字政府绩效评估。
迫切需要打破以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来评估数字政府的集中化和垄断化局面，在政府和社会内部两个层面找到更多的评估对象是打破这种局面的利器。
首先，在社会层面，第三方专业机构、相关专家学者和公众都可以作为评估数字政府绩效的主体。公众作为评估者时，政府应首先采取措施调动公众对数字政府服务的热情，传播和宣传相关政府服务流程，加深公众对数字政府的认识，确保公众有效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样，公众才可以更积极地使用相关应用程序，政府才可以从公众那里获得更多的反馈和评价。如果数字政府脱离了社会公众，不被公众所认识、接受、理解和应用，将使得数字政府效用大打折扣，造成行政资源配置失衡。
其次，政府应实施电子激励机制。只有政府对公众的数字政府需求作出积极回应，在人民与政府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和互动，才能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如果数字政府脱离了社会公众，不被公众所认识、接受、理解和应用，将使得数字政府效用大打折扣，造成行政资源配置失衡。可以先由政府或其他中介组织代理，到由发挥代表作用的公众，最后到实现公民自身进行数字政府绩效的评估和反馈。在政府内部层面，促进评估主体多元化发展，横纵向评估相结合，既开展上级对下级的层级间纵向评估，也开展诸如单位自评、同一层级互评等横向评估，完善内部评估模式。
最后，内部和外部评估应有机控制和结合，相互促进和补充，共同为中国数字政府的良好绩效保驾护航。
不当利用绩效评估结果容易将政府绩效评估导向走偏，目前来看，我国绩效评估结果尚未与官员的升降惩罚挂钩，且存在政府急功近利的做法。评估结果利用与官员奖惩制度脱节有几率会使数字政府绩效评估陷入漩涡，缺乏可持续性发展动力，绩效评估有几率会成为一次性活动，不能在行政效能提高和成本节约方面达到预期效果，官员对其决策失误与行为失灵后果不能引起重视。从以往的实践经验来看，急功近利的做法更危险。评估中需要仔细考虑被评估主体的情绪效应，简单的荣辱排名等急功近利的做法容易激起被评估者的抵触情绪，增加弄虚作假、表面工程、“玩游戏”等不负责不真实行为，极度影响数字政府绩效评估质量。
因此，应建立数字政府绩效评估结果与官员奖惩关联协同治理机制，有很大效果预防和减少行政损失和职能错位，提高行政资源配置决策的审慎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同时在数字政府绩效评估当中尽可能使用平衡计分卡等工具，使组织的愿景和战略在数字政府绩效评估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因为平衡计分卡关注的重点是过程目标与结果目标、政府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统一，能够较好地减少急功近利现象的发生，保障绩效评估真实有效和可持续发展。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机理与路径解析”(项目号：20BGL28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省级数字政府公共价值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项目号：20CGL06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零售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研究”(项目号：20BJY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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