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对审批之弊感受最深，对改什么、如何改最有发言权。要开门搞改革，从政府部门‘端菜’变为人民群众‘点菜’。”本月12日，国务院召开的推进简政放权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总理直言。
两天后，一场由企业公民代表、专家和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座谈会在举行。
桔子水晶酒店CEO吴海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继光作为企业公民代表与会。此前，他们均曾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表达对“高效政府”的期待。
在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负责人看来，国务院推进简政放权已经“走得很深很远”，但是基层政府的行动步伐还没有跟上，在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仍有不少事情要做。
3月23日凌晨，吴海终于按捺不住，将一封写给总理的信放到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作为桔子水晶酒店的CEO，遭遇最严重的问题来自各个部门之间对政策的解读不一，以及管理部门的权力交叉。
他在信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治安，各级公安部门都有个特行管理部门，其中要求酒店客人必须持有效证件实名登记，访客也必须持证件实名登记。但在什么是有效证件的问题上，他犯了难。“有的城市，护照算作有效证件，有的城市必须身份证。不规定清楚，我们只可以挨客人骂。”
此外，酒店开业需要有工商、建委、消防、公安、卫生、税务等部门的批文，“但是，经常有部门之间互相不认对方的规定的情况”。
5000多字的公开信里，他列举了5个方面的明显问题和解决方案。文末，留下了一句袒露心声的话——“做企业十几年，太憋屈了！”
点击发送键之前，吴海没有预想到，这封信最终得到了的亲自批示。而他本人，也走进，和来自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等政府部门的代表面对面交流。
在5月14日的座谈会上，作为受邀嘉宾的吴海连说了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我没想到总理能收到这封信；第二个，我没想到总理和国家对基层企业这么重视。”
对于总理提出的简政放权、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等思路，吴海有自己的建议。对于涉及某个行业的通用性政策，吴海认为，中央要有统一并且明确的规定，防止“各地解读不一致”的情况。
座谈会现场，同样感到意外的，还有坐在吴海身旁的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继光。
8年之前，一篇发布在博客的长文里，他以父亲的口吻记述着给女儿办理准生证的种种无奈。上个月，当这篇文章再次在微信朋友圈里热转时，翟继光的邮箱中收到了不少陌生人的来信，文章中谈及的现象也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谈及这封8年前写给女儿的信时，翟继光说道，“这里面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些在今天还存在。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公众给我发一些邮件，说‘我们也遇到这样一些问题，遇到的比你还更难一些’。所以我也在思考，作为群众‘难’、‘办事难’到底该如何解决？”
“我们办很多证时，有关部门规定一个时间限制，比如准生证在很多地方要周二、周四办。如果在家门口没关系，可以多跑几次。有的是在外地，好不容易请假跑过去，但是白跑了。这对老百姓来说，时间成本真的很大。”在他看来，“既然我们设了这么一个部门，既然我们有这么一个岗位，那就应该全天办理，不应该（仅仅）周二、周四上班。”
座谈会上，吴海和翟继光直陈的难题，率先得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的“问诊”方案。在他看来，借助信息化手段、尽早实现行政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将有效化解“办事难”现象。
周汉华提及北京市小客车摇号系统，在他看来，这是目前最成功的电子政务案例。
“要证明你有摇号资格要证明很多东西，这里面需要验证个人申请人的身份、有效机动车驾驶证以及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等方面的信息。”周汉华介绍，“单位来摇的话，需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经办人身份证明，企业还需要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证、税务登记证。”
而上述信息，分别由公安、国税、地税、民政、司法、财政、人力社保、商务、工商、质监等有关部门和区县政府掌握。
北京市两个月一次的小客车摇号申请人数，目前已超越了200万。“北京市在这个事情上闯出很好的路。”周汉华打趣道，“如果这200万人去打印各种证书，用那么多方式去证明，我估计北京市的交通更堵了。”
据他披露，北京小客车摇号系统从建成到投入运营只花了20多天，申请者在自己家中就可以申报，摇号涉及的部门可以在计算机后台通过共享的方式获取申请人信息。
“为什么不能够实现部门信息共享呢？”周汉华分析道，“我们现在的行政管理制度，包括机构设置、职能划分、编制确定、部门预算管理、业务流程设计、行政文化、考核方式等等，都是形成于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反映的是一种供给主导、部门分工的行业管理方式，就是由各个管理部门分别对自己管辖的领域实现上下游全流程的监管。”
在他看来，这种体制之下，信息系统的设计往往是“体内循环”。“信息拥有量和拥有的质量影响一个部门在横向同级部门的地位与影响力，信息共享之后，某一些程度上意味着权力的丧失，这就是部门不愿意信息共享（的原因）。”因此，有必要借鉴小客车摇号的经验，通过网上办事来倒逼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的生存。
“现在有了电子政务制度，我觉得不单单是一个手工变电子的问题，还需要优化我们的工作流程，对我们的流程进行一些再造，使它尽可能合理化、便捷化。”听完公民代表和专家发言后，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副主任郭晓林说道。
在座的政府部门代表坦言，除了构建信息共享机制，监督简政放权系列措施在基层的落实情况，将是它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现在很多管理制度不是说主管部门在做制度设计的问题，往往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是在基层执行的问题。”公安部新闻中心副主任陆红燕直言，“比如说准生证和办理户口制度的问题，公安部的户籍制度是明确的，只要这一个孩子出生了来办户口就要办理户口，可能在地方执行的时候，地方政府有一些政策的捆绑。”
国家工商总局办公厅副主任刘显华十分关注地方政府部门“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规范问题，“比如说处罚是1万到8万，那可以处罚1万，也可以处罚8万，这样就有操作空间了，所谓办人情案、关系案就是由此而产生，那我们要量化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防止办人情案、关系案，防止对本地企业处理宽，对外地企业处理严。”
吴海依然记得，早在3年前，北京市东城区政协便曾组织一些企业家，探讨政府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在吴海的理解之中，简政放权的最终落实离不开基层政府。“从以往的实践来看，地方的行政审批也好，监督管理也好，公平性和效益没有完全做到，至少绝大部分企业没有感受到。（简政放权的理念）从中央下到地方多少还有点担心，会不可能会出现过去那种‘政令不出’，那种解释随行、执法执行‘任性’的事情。”
现场，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负责这个的人说：下一步，国务院办公厅将牵头和有关部门一起，推动基层政府部门服务和管理效能提高的问题。
“国务院推进简政放权已经走得很深很远，但是基层政府还在那儿没有行动起来。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基层政府呢？因为基层政府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它跟群众、跟企业面对面打交道，我们抓住了基层政府，就会极大的提升企业和公民的获得感。”这位负责人说道。
3月23日凌晨，桔子水晶酒店CEO吴海发表在个人微信平台的一篇文章“火了”。
这篇名为《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的公开信，发表至今已有超过5万的点击量，文章中向国务院总理的公开“喊话”，同时也被大量转载至网络平台。
“我不是为我自己企业说话，其实就是为整个社会说话。”吴海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吴海：其实在去年1月8日的东城区政协全员会议上，我作了一个发言，主题叫《让市场发挥效力，为企业和政府松绑》，发言内容就是说政府职能转变的事，强调要让市场发挥效力。
决定发表公开信之前几天，总理到工商部门视察，他提到工商部门是政府和市场的重要连接点，要抓紧推进“三证合一”等改革。我就想“哎，跟我当时的想法一样”，我想，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吧。
吴海：本来我文章的标题叫《致克强，对企业好才能真的对人民好》，后来把名字改成《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
当时也预估了一下（风险），觉得反正是为国家好。咱们这个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了，并且我不是为我自己企业说话，其实就是为整个社会说话，所以即使我说错了，我觉得也不会有大事，出发点是好的，这都能看得出来。
北青报：“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是你做企业这么多年最直观的感受吗？
吴海：怎么说呢，公司发展到某些特定的程度之后，营商环境方面的问题我自己有能力解决，公开信里我也不是为自己说话。只是觉得国家既然想做这个事，我就把这个事说一说吧，可能会对一些小规模的企业有点帮助。
吴海：来自企业界的共鸣非常多，有的说“泪如雨下”，有的说“你胆子太大了”。几乎所有见到我的，不管认识或不认识的企业家，都觉得这件事政府需要改进，他们也觉得挺憋屈的。
政府的反应也比较有意思，分两类。一类是比较规范的地区，像我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区里领导以前就在会上说：合法正常经营的，有关部门不要没事儿瞎找人麻烦，这次看到我的信还特意问我在东城有没有碰到问题，有事尽管反映。另一类反应就是我在文中提到有些城市出现系统性的“特种税”的腐败问题，因为我们酒店覆盖近30个城市，有不少城市行政管理及执法人员问我们的城市经理，“你们吴总信里写的不是我们城市吧？我们做得不是太过分吧？”
北青报：因为区政协委员的身份，相较于不少企业家而言，你多了一个反映问题的渠道。在微信公众平台发表公开信，与之相比有什么不同？
吴海：去年1月，我在政协发言时讲过公开信里的问题。发言完毕后，反馈很激烈，当时就有区领导给我发短信“说得好，说得对！”但我自己觉得，“简政放权”不单单是一个区的事情，而是国家层面的问题，所以把一些想法写在了公众号上，有更多的人看到。
吴海：我们第一步要找到比较合适的地址，之后是一些行政审批手续。比如当地建委审批，给你办一个开工证，然后是消防审批，还要和公安、卫生、工商等部门打交道，如果装修完成之后审批全部通过并拿到不同的证照之后可以开业。
吴海：我们公司有一些自己熟悉的工程队，一般都使用这一些工程队施工。但是按照建委的规定，施工队的选择一定要经过招投标，而且招投标一定要通过第三方招投标公司做，必须由几家建筑工程队来参加竞标，否则酒店就拿不到施工许可证，这样我们要白花几万到几十万，耽误2个月的时间，光租金损失又有200万左右。
我觉得，如果是国家的项目，确实一定要通过招投标来保证项目的安全和预算透明，降低违规操作的可能性。但我们是私营企业，其实不存在这样一些问题。按说我们是可以直接确定符合国家资质要求的工程队，施工全套工艺流程中建委按照常规来监管应该就可以了，但还是要求必须招标。
再有，酒店行业的行政审批往往下放到基层，区县这一级的公安机关负责特行审批，消防部门审批开业检、开店检等等。但是我们做的过程中发现，每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市不同城区的规定都不一样，并且这些规定和做法很多都不是在书面上，那我们怎么办？只能摸索。有些时候碰到这类问题就找关系来融通，来解决行政审批的问题。
北青报：下一步，政府将继续推进简政放权，你认为重点和难点在哪？这样的一个过程里，你还有哪些担心？
吴海：问题的根源是中央政府能不能将推行行政转变的意图和决心推广下去，我们不是为了简政放权而简政放权，其实就是政府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行政府职能转变。
如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职能转变的观念不能贯彻到地方，那将来很可能这种简政放权就会流于形式，这也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
吴海：我自己觉得，政府的职责是建立一个法制、公平的市场和营商环境，这是它要做的事情，企业应该在法律和法规之下合法经营。
我做企业肯定有自私的地方，希望你管得越少越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府要保证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或者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公司肯定会有一些监督管理审批的职能，这是合理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管理、没有审批。管理者跟被管理者之间，天然的是一对矛盾关系，这是正常的。
吴海：我觉得从政府部门角度来说，只要涉及它的，首先要问自己几个问题，是不是符合市场规律？是否能由市场来调节？如果由市场调节是不是利大于弊，假如慢慢的出现风险怎么控制？必须行政审批和监督管理的事项是否能有简化的流程，能减轻企业的负担。
涉及多部门审批的时候，各个部门的要求是不是统一的？另外，可否有个牵头部门来管理统一要求？其他部门只负责专项审批。
再有就是行政审批有没有统一标准？另外，在监督管理上有没有可以量化，尤其是罚款，有没有量化和寻租空间？我觉得这样一些问题有些部门必须回答，而且是书面回答，这样在它们做简政放权也好，行政审批流程也好，监督管理也好，做这些政策的时候能够把这么多东西一起递交到上级部门进行讨论，只有符合市场规律，简政放权、职能转变才可以做到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