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管理知识领域，政府职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看似微观的分析单元，却引来学界和政界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上世纪九十年代，公共管理学界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能不断发展壮大、是否存在中国特色道路的一系列问题时，就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政府的“企业家”作用，认为正是由于“企业型政府”的治理模式，让各层级、各地方、各领域的政府部门能够扮演类似于企业的角色，充分发挥政府的活力与动力。具体而言，如果将政府看成是生产经营主体，那么政府最终生产形成的商品和服务则是“优势竞争力”，包括地方经济发展能力、营商环境、公众生活满意程度、生态环境等等指标。而生产“优势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则是政务服务能力，但凡政府在运作中都不可避免需要输出政务服务能力，从而奠定政府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在公共管理知识领域，政府职能是极其重要的研究对象，看似微观的分析单元，却引来学界和政界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上世纪九十年代，公共管理学界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是不是真的存在中国特色道路的一系列问题时，就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政府的“企业家”作用，认为正是由于“企业型政府”的治理模式，让各层级、各地方、各领域的政府部门能够扮演类似于企业的角色，充分的发挥政府的活力与动力。具体而言，如果将政府看成是生产经营主体，那么政府最终生产形成的商品和服务则是“优势竞争力”，包括地方经济发展能力、营商环境、公众生活满意程度、生态环境等等指标。而生产“优势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则是政务服务能力，但凡政府在运作中都不可避免需要输出政务服务能力，从而奠定政府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中国政府治理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于政务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的标准。面对互联网这一新兴技术浪潮的涌现，我国政府强化了公众诉求的回应性，依托互联网打通为公众提供政务服务的渠道，将互联网打造成让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阵地。“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模式近些年在我国的发展趋势非常显著，在发展过程初期，互联网仅仅是提高政务服务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公众，尚无法意识到互联网技术对于政府治理领域的冲击有多大；但是，在发展后期，电子政务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方式，不仅仅公众能够通过电子政务渠道了解政策信息、公开自身诉求，而且政府正在打造精品的电子政务工程，全然改变政府治理模式，主动适应互联网技术，坚持联网通办的基本原则。从电子政务行业的发展规模能够窥探到我国政府政务服务模式的创新所在，据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5年电子政务的市场规模从740亿元上升为2234亿元，而据预测2018年我国电子政务的总体投资规模将跃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突破3000多亿的关卡。我国正在加速推动发展信息化，电子政务则是政府自身参与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方式，从东部沿海省份到中西部地区，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各层级政府都将电子政务视作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和重要途径。
事实上，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并非是近些年来的新生事物，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推动电子政务工程的发展。如果要对当前电子政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则有必要追溯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历史，了解变迁过程，从而在今后推动电子政务的工作中找准方向、切中要害、实现突破创新。我国电子政务的转型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互联网与政务服务的更深层次融合、政府运作效率得到了更快的提高、政府网络生态逐渐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末，是我国电子政务的起步发展阶段。该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党政机关办公自动化和金关、金卡、金桥的“三金工程”专业领域信息化的启动。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从此政府和公众的工作生活与互联网技术不断产生交互影响。然而，早在1992年，政府部门就已经开始推动计算机等硬件设备的普及，为互联网技术的加速推广做准备。在当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建设全国政府行政首脑机关办公决策服务系统的通知》，通过政策文件的形式要求政府机关普及推广计算机的应用，从而提高政府机关的自动化程度。在当时部门职能模糊、关系不顺的府际关系背景下，1993年2月我国进行党政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关系、提高效率，而加快推动信息化建设自然成为题中之意；在1993年年底，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确立了“实施信息化工程，以信息化带动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经济信息领域，电子政务得以有用武之地。总的来看，在起步发展阶段，我国政府主动适应互联网技术，高位推动电子政务的发展，同时在国家机构改革中强调各部门间的合作，共同推动电子政务的发展，在物理层面上消除部门壁垒。
21世纪初到2012年，是我国电子政务全面启动阶段。中央政府加速出台政策，形成政策集群，自上而下推动电子政务工程的发展建设。2003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科学技术部和信息产业部印发《电子政务工程技术指南》；同年，建设部出台《关于开展建设事业电子政务建设工作的通知》。此后，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林业局、公安部等中央部委都出台了关于电子政务建设的相关政策，加速提升部门运转效率。在全面启动阶段，最为重要的政策莫过于2002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这一政策为电子政务建设勾画了蓝图，强调把电子政务建设作为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方向，我国基本的电子政务网络——“两网、四库、十二金”——也是来源于这部政策文件。在这个电子政务网络的构建中，政府内网和政府外网是最基础的两个网络体系，同时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法人单位基础信息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宏观经济数据库持续不断的发展建设，对于了解中国经济、社会、自然资源等各领域信息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国家宏观决策的科学性奠定了基础。在部门职能效率提升过程中，政府办公资源业务系统、金关、金税、金融监管、宏观经济管理、金财、金盾、金审、社会保障、金农、金质、金水等重点业务系统的开发运用为改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强化综合监管、完善宏观调控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12年至今，是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创新转型阶段。十八大以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未来我们国家发展建设重要目标，而作为治理主体，政府责无旁贷强化自身的治理能力建设，从这一个方面来讲，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对于全面启动阶段的电子政务建设，本阶段实现了三个重要转变。在建设目标上，上一阶段更多注重业务流程电子化，强调办公效率的提高，而本阶段则更看重支撑部门履行职能、提高政务效能，强调充分回应公众的诉求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在建设方式上，上一阶段各部门之间更多是独立建设、自成体系，尚未形成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本阶段则打破了在电子政务建设方面的部门隔阂，推动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协同互动和资源共享。在系统模式上，上一阶段尽管政府部门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开发应用电子政务系统，但从总体效果来讲，粗放离散的模式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而本阶段的重要改革方向就是推动粗放离散模式向集约整合模式转变，保证电子政务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建设。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面对内部风险和外部危机的双重性挑战，政府内部改革成为重要方向，电子政务是政府部门适应当前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重要改革方向。电子政务建设的“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相继出台，中央政府近些年大力倡导“互联网+”行动，这些都是中央政府对于电子政务工作格外的重视的重要侧面。2018年6月，针对公众反应的办事难、办事慢和办事繁等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电子政务建设再次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有关于电子政务的诸多政策文件都是在被动情况下决策制定的，但是为了打造有效治理的政府主体，政府部门需要转变发展思维，变被动为主动，依托电子政务积极履行实施本部门职能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在电子政务建设上下苦工、做文章。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政府部门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好电子政务建设工作，从而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流程一体化的在线服务平台，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办事能力。首先，加速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应简政放权，坚持“放管服”综合改革，依托网络站点平台公开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公众是政府权力的赋予者和委托人，作为行政审批主体，政府部门需要积极依托电子政务，推行网上审批、并联审批和服务的品质公开承诺等措施，不断的提高行政审批服务水平，提高市场主体和公众的满意度。其次，打造智慧政府。电子政务的重要核心之一在于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搜集、整理和分析数据，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相关依据。当前很多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建设电子政务打造智慧治理系统，例如自然资源部，基本上实施完成自然资源领域的大数据系统，有助于充分了解中国自然资源的存量和流量，为今后的政策执行提供数据支持。最后，创新电子政务新模式。随着新技术、新问题的出现，公共管理领域面临的新挑战也会增多，地方政府正在积极开启新模式来推动公共治理。例如，福建省创建电子证照库和实现基于公民身份号码的“一号式”服务模式，广州市的“一窗式”和佛山市的“一门式”服务改革模式，上海市、深圳市建设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和数据共享平台的创新服务模式，都是创新电子政务模式应对公共治理挑战的典型做法。